1987年，印度。新德里街头的“狗人”。＂狗人＂衣着破旧，往往蜷缩在街道的角落或者建筑物的阴影处。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存在习以为常，却也保持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距离。

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欧洲人从全球范围内掠夺了大量财富。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，以及日益增长的产业需求，最终推动了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。这场革命使得欧洲在全球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，成为全人类发展的先锋。 在这一背景下，所谓的“现代种族思想”应运而生，这一思想是进化论、机械唯物论与解剖医学相结合的产物。欧洲人依据自己的生理特征，如肤色、身高、鼻子宽度和颅骨形状等，来划分不同的人类等级。他们将自己视为人类进化的顶点，认为欧美白人是唯一代表进化最为成熟的种族，而其他种族则被视为低等。 种族主义这一思想已经存在了200多年，期间造成了无数的人类悲剧，甚至到今天，仍在美国等地区肆虐，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与攻击屡见不鲜。然而，这种种族划分的思想并非近代的专属。在约3000年前的古印度，征服印度的雅利安人就已将印度社会划分为四大种姓。最上层是婆罗门，他们是宗教贵族，第二层是刹帝利，属于军事贵族，第三层是吠舍，代表手工业者和自由民，而最后一层是首陀罗，主要是底层的劳动者。 更加悲惨的是，除了这四大种姓之外，还有一类人被视为“不可接触者”，即达利特人。这些人通常是历史上被视为罪犯、战俘或跨种姓婚姻的后裔。由于经济困窘，许多达利特孩子无法上学，教育资源匮乏使得这一群体陷入了代际贫困的恶性循环。文盲率高达50%，这使得达利特人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劣势，而且在社会上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歧视。

清晨的新德里街头，薄雾笼罩着这座古老的城市。在城市的角落里，蜷缩着一群特殊的人。他们衣衫褴褛，神情麻木，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这些被称为＂狗人＂的群体，如同幽灵一般游荡在城市的阴影之中。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人群密集的地方，始终保持着与其他行人的距离。 在街道的转角处，一只瘦弱的野狗正在啃食着路人丢弃的食物。不远处，一个＂狗人＂望着那只野狗，眼神中流露出难以言说的复杂。在这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，连流浪狗都能得到路人的怜悯，而这些＂狗人＂却连这样的善意都难以获得。 ＂狗人＂的工作从天还未亮时就开始了。他们必须在城市完全苏醒之前完成大部分的清扫工作。街道的清理、垃圾的处理，这些最基础的劳动都落在他们身上。尽管这些工作对城市的运转不可或缺，但他们获得的报酬却少得可怜，有时甚至只是一些剩饭剩菜。他们甚至不被允许靠近普通的垃圾箱，只能在专门划定的区域里寻找食物残渣。 在新德里的街道上，＂狗人＂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极限。他们不能使用公共厕所，不能在普通的商店购物，连饮用水都要从特定的水源获取。在一些地区，他们必须遵守特殊的规矩：说话之前要发出特定的声响，以提醒高种姓的人躲避。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也很矛盾，既习以为常，又刻意保持距离。 这些人长期以来遭受着严重的人权侵犯。从印度主流媒体中不难发现关于他们的报道，如“达利特男孩因采摘花朵被打死”、“达利特被警察折磨三天”、“达利特‘女巫’在比哈尔邦被迫裸体游街”等等，种种暴力事件层出不穷。每一天，达利特人都面临着无法想象的歧视和暴力，尤其是女性群体。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印度每天约有10名达利特女性成为强奸的受害者，其中北方邦的性暴力案件尤其严重。 人权观察的高级研究员斯米塔·纳鲁拉曾指出，达利特人往往不能享有与上层阶级平等的待遇。例如，他们不被允许与上层阶级共同使用井水，不允许进入与上层阶级同样的寺庙，甚至在上层阶级在场时，他们也不能穿鞋或在同样的摊位购买茶水，这都是对他们身份的公开侮辱和排斥。 几年前，一位达利特女性向人权研究员描述了她的痛苦：“我们是暴力的牺牲品，因为我们贫穷、种姓低且还是女性，我们成为所有暴力的靶子。没有人愿意为我们说话，性暴力事件在我们群体中不断加剧，而我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寻求帮助。” 在挨着印度的中国西藏，也曾有过类似于达利特人的“贱民”，那便是西藏的农奴。在20世纪50年代，西藏地区依然保留着完整的农奴制。西藏的“三大领主”——官家、贵族以及上层僧侣，掌握了大部分财富，占人口的不到5%。农奴常常遭受极端的身体虐待，断手、割耳等暴行时常发生，甚至有农奴在死后被制成“人皮唐卡”。 直到1959年，随着国家平叛达赖的行动，西藏的农奴制被废除。这场社会变革改变了西藏历史的面貌，百万农奴第一次获得了自由，拥有了尊严和权利，得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牲畜。这场深刻的变革激发了农奴群体巨大的力量。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时，许多曾经的农奴自愿报名参战，许多家庭亲人一起送子上前线。一位翻身农奴甚至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送去支前，这些曾被剥夺一切权利的人，终于找回了做人的尊严和力量。